□新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新疆各族人民在同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亲缘关系，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之间事实上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是新疆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大量研究表明，在新疆历史上各民族一直进行着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践。
新疆古称西域，早在5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距今1.1万年左右，新疆的细石器文化就与中原细石器技术存在密切联系。在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发现了距今约5000年，起源于华北地区的黍类作物。据《逸周书》《穆天子传》等传世文献记载，夏商周时期新疆已经与中原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秦汉时期开发新疆的是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汉人、塞人、月氏人、乌孙人、羌人、龟兹人、焉耆人、于阗人、疏勒人、莎车人、楼兰人、车师人、匈奴人等。公元前60年，控制东部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降汉，西汉统一西域，并设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自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123年，东汉改西域都护府为西域长史府，继续行使管理西域的职权。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打破了西域各地互不往来的隔离状态，交流日益增多，增进了西域各地、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增强了西域各地、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对于大一统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特殊历史时期。从东汉末年至曹魏初年，中原政权对西域的管辖减弱，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地区兴起了一股兼并浪潮。之后，逐步兼并为三十余城邦国，分属于鄯善、于阗、焉耆、龟兹、疏勒、车师后部六大政权。与此同时，今伊犁一带仍是乌孙的活动范围。民族大迁徙带来西域民族大交融，这一时期我国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相继兴起与更替并出现在西域的历史舞台，与汉人、乌孙人、焉耆人、龟兹人、疏勒人、于阗人、羌人等混居杂处。他们之间相互交往，在碰撞中走向共生与融合。这一时期西域各地以朝贡形式保持着对中原王朝的隶属关系。西域与中原的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入，经济共享、文化共生、民族交融进一步加强。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繁荣鼎盛的大一统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空前发展的重要阶段，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锐意进取，完成对西域更大范围的统一，西域实现安定有序。各民族共同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这一时期，西域生活着汉人、回纥人、吐蕃人、突厥人、于阗人、粟特人等众多族群，共同建设开发了西域。唐朝中央政府延续了西汉以来用于管理西域的都护制，并将其进一步发展完善，分别于640年和702年设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后升级为安西、北庭大都护府，为唐朝在西域的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安西、北庭都护府的设立，保障了西北边疆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促进了西域各民族及西域与中原的交往融合，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
五代宋辽金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规模迁徙流动的时期。西域出现了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和喀喇汗王朝等地方政权并立的局面，最终统一于西辽，西域各民族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西域地方政权有的臣服于中原王朝，有的自称是中原王朝的分支，都有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这一时期，契丹、女真、党项等陆续迁入西域，带来了不同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观念，在交流融合中促进了西域经济社会发展。回鹘西迁进入塔里木盆地后，与原有居民彼此来往，逐渐放弃了游牧文化，接受了当地的农耕文化，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诸方面与塔里木盆地原有居民趋同。西辽建立之后，耶律大石率契丹人、汉人进入西域，与当地各民族共同生产生活，比邻杂居，逐渐融入其他民族当中。西域各族之间融合程度更深、交融范围更广、凝聚力更强，中华民族共性特征更加凸显。
元朝定鼎中原、统一全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元朝在别失八里等地设立行尚书省、达鲁花赤（镇守官）等军政机构和职官，行使对西域各地的管理。明朝建立哈密卫，西域朝贡明朝的记录不绝于书。这一时期，西域开启了新一轮移民浪潮，既有为数众多的汉人开发边疆，又有大量边疆族群徙居中原，呈现双向流动特征。元朝统治者为统一、治理西域，征发大量的蒙古、汉、女真、契丹、西夏人等进入西域，仅忽必烈统治时期就征调了大批中原汉军、农民和工匠到火州、和阗等地承担军事戍守任务。元明时期，当地回鹘人被称作“畏兀儿”，与蒙古人等长期杂处，族际通婚现象日渐平常，双方语言、文化、宗教、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逐渐趋同。大批畏兀儿等少数民族移居内地生活，学习使用汉语，涌现了一批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农学家、翻译家等。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清朝统一新疆后，为了开发新疆和保卫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陆续抽调满、汉、回、蒙古（察哈尔部）、锡伯、索伦（包括达斡尔）等各族军民携带家眷到新疆长期驻防屯田，又组织动员大批汉、回族农民到新疆开荒种地，安家落户，与维吾尔、哈萨克、布鲁特（今柯尔克孜）、塔吉克、蒙古（原厄鲁特各部）等民族共同开发新疆。近代，新疆多民族大家庭又增加了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等民族。清朝政府因地制宜，因俗施治，制定了一套比较切合实际的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政策法令，较为妥善地处理了新疆各民族间的关系，进而对近代新疆多民族共聚格局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各民族共同戍边，中国一体意识不断增强。
近代以后，在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共同缔造了新中国，开辟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纪元。在这一进程中，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奋起反抗，共赴国难，与境内外分裂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捍卫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共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中国共产党人到新疆后，团结带领新疆各族人民，为人民解放和国家建设作出卓越贡献，新疆各族人民家国意识、爱国情怀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祖国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达到新的高度。新疆和平解放，打破了帝国主义和民族分裂分子企图肢解中国的妄想，顺应了中国人民的意愿，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自此新疆历史走向光明。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民族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交往交流交融更为频繁广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原创性论断，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新疆各族人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深入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五个认同”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交往交流交融更有深度、更有广度、更有温度，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的不竭动力。新疆各族人民在同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亲缘关系，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执笔：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副院长 王旭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