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0年代初苏联就有意引导中国苏维埃革命向新疆延伸发展，新疆亲苏政权建立后，苏联转而计划以新疆为基地援助中共革命。部分驻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人参与了援助方案的制定，并深入新疆开展前期准备工作，恢复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自主地确立了北上建立根据地、经新疆打通苏联的战略构想，实现了与苏联、共产国际援助计划的战略对接。为打通国际交通线，中共先是计划联合东北军首先从新疆方向打通苏联，后在宁夏战役失利后组建西路军远征新疆，接收苏联军援。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共围绕新疆的战略谋划和实践最终遭受挫折，但其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革命活动以及红色国际交通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苏联；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新疆战略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5.03.006

作者简介：石文安，男，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新疆乌鲁木齐830011）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活动与贡献研究”（21BDJ031）

纵观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历史，无论是组织发展、城市武装起义，还是开辟苏维埃根据地，中共革命的地理格局重心多在华中和华南地区。广大边疆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处亚洲腹地的新疆处于革命的边缘地带，但并不意味着新疆与早期的中共革命完全绝缘。相反，作为中国西北与苏联毗邻的省份，新疆在抗战时期发挥着连接苏联战略通道的作用，对中共革命意义重大。目前学界关于中共新疆革命历史的叙述多集中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聚焦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革命活动，而对抗战初期中共围绕新疆的战略设想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早期活动关注较少。【参见许文：《抗战时期中共在新疆革命活动概述》，《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朱培民：《新疆革命史（1933—1957）》，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陈超：《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出色工作》，《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1998年第3、4期；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陈国裕：《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在新疆的实践》，《新疆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地方史（1937—1966）》，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朱培民、王宝英：《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周勇主编：《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历史》下，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朱培民：《民国时期治疆方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中共新疆革命历史叙述的连续性，也难以完全展现中共新疆革命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其在中共革命史当中的重要意义。部分研究虽已论及苏联、共产国际在抗战初期对中共革命的援助，以及中共在长征途中打通苏联问题，但仍有深入探讨的学术空间。【参见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年）》，黄修荣主编：《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28页；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王树林：《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确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何志明：《共产国际对川陕苏区的援助与发展谋划（1933—1935）——兼论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演变的历史格局》，《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1期，等等。】本文以编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档案和国内相关文献资料为基础，分时段考察1931—1937年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围绕新疆的战略谋划和革命实践，旨在突破地方党史视角，结合“内史”与“外史”，从中共革命的整体史维度审视中共早期新疆革命历史的地位和意义。

一、苏联、共产国际的中国西北革命计划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43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长期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理论政策与革命策略的指导，中共在边疆地区的革命自然也受到苏联的影响。1928年，共产国际将“武装保卫苏联”确定为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简称“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中共与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牢固的联系，加强对少数民族革命斗争的领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但中共彼时正专注于城市革命，无暇顾及边疆地区。对此，共产国际除继续指示中共开展边疆革命，还计划将新疆与中国内地的苏维埃革命联系起来。

1930年，共产国际选派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国共产党人张义吾、熊效远等6人分批经新疆返回中国苏区工作，入境时被新疆喀什地方当局拘留，后经保释返回苏联。同年秋，张义吾、熊效远两人再次经塔城入境新疆，任务是“在新疆地区开展工作，宣传马列主义，为革命打下基础”【《张义吾谈在新疆工作概况》（1979年1月29日），新疆民族研究所近代室编：《新疆革命史参考资料访问材料汇编（一）》，内部发行，1981年版。】。1931年，哈密爆发农民武装暴动，甘肃军阀马仲英也乘乱率部入新，新疆政局陷入混乱。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却将此视作新疆少数民族反政府解放运动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联系起来的有利契机，认为“甘肃和新疆的革命起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立了深远的后方，提供了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广阔的回旋余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新疆工作的建议》（1932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1932年2月，东方书记处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议从暴动队伍中组织“新疆人民革命党”，与中共建立联系，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并要求双方互派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新疆工作的建议》（1932年2月1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117页。】这是笔者目前所见共产国际提出中共在新疆发展革命的最早记录。从中可知，共产国际彼时有意引导中国苏维埃革命向新疆延伸发展，是为中国西北革命计划的酝酿。当时新疆境内的反政府武装派系林立，加之封建宗教上层逐渐控制运动的走向，因而未建立起能够领导运动的政党。不过，随后红军在川陕地区的发展，让共产国际重新燃起将新疆与内地中共革命贯通起来的信心。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因反“围剿”失利被迫向西转移，12月底进入四川北部并建立川陕苏区。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不仅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正确性，还作出指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19—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54页。】显然，共产国际此时已敏锐洞察到川陕苏区在中共革命版图中的重要地缘价值。以川陕苏区为基地，经甘肃将苏维埃运动向新疆扩展的中国西北革命计划初步成型。4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安排近期民族工作的任务，特别强调中共要在新疆建立自己的立足点，协助组织“新疆人民革命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307（A）号记录》（1933年4月2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422页。】

同期，盛世才借助“四一二”政变掌握新疆军政大权，后又在苏联军队帮助下巩固了统治，积极向苏联靠拢，苏联因此将一个亲苏的、被南京国民政府承认的中国地方政府牢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也正是从这时开始，苏联实际已经放弃原先将中共势力引入新疆的计划，转而计划将新疆作为支援中国内地苏维埃革命的补给基地。而新疆亲苏政权的建立直接缩短了苏联与中国红军的空间距离，让这一战略设想变得现实可行。另外，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发展态势也让苏联和共产国际不得不重新布局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调整援助策略。

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取得万源大捷，根据地得以扩大和巩固，再次引起苏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川陕苏区的关注。而此时的中央苏区却深陷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形势岌岌可危。有鉴于此，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负责人施特恩从中国回到莫斯科后，经与多方人员商讨，于9月16日正式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副书记皮亚尼茨基提交经新疆援助川陕苏区的建议书。施特恩从地理区位、红军实力以及发展潜力等方面，论证了川陕苏区在未来中国苏维埃运动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在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背景下，他建议将川陕苏区的发展提到首位，并给予切实的帮助。具体援助方案是：在中亚阿拉木图组建中共中央西北局，成员由部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构成，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直接领导；西北局的初期任务是以6个月时间经新疆或蒙古方向建立西北局与川陕苏区的组织联系和无线电通讯，后期深入新疆，接近四川，组织和领导西北各省的游击战争；苏联方面负责在中亚建立秘密军政学校，用以培训西北各省和川陕苏区派来的干部，并在中亚储备能够装备5万战士所需的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施特恩关于支持四川省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建议》（1934年9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8—241页；《王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关于中国四川和新疆问题的建议》（1934年9月16日），沈志华编译：《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67页。】

部分驻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人参与了“新疆—四川”援助计划的讨论与制定，建议书最终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的名义提交共产国际。就在施特恩向共产国际提交建议书的当天，王明和康生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派遣干部加强对陕北和陕南游击运动的领导，将川陕两省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进而打通川陕地区与新疆的联系，认为这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意义。【《康生和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1934年9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45—246页。】施特恩的提议引起共产国际高度重视，东方书记处在建议书基础上拟定了正式的援助方案和实施计划，包括：通过中共中央建立同红四方面军的直接通讯联系，研究中国西北各省的军事政治形势，并确定在1935年1月1日前完成实施援助计划所需的前期准备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在华工作的建议》（1934年10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87页。】事实上，共产国际执委会早在1934年8月就责成东方书记处抽派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到新疆工作，其任务是“（经过甘肃和青海）与红四军建立联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国工作的决议》（不早于1934年8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207页。】负责这项任务的正是驻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人李立三。据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1934年秋，李立三接到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秘密交通站的任务，“目的是与中国苏区恢复联络，包括电讯和信件往来”【李莎：《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为建立同川陕苏区的无线电通讯，1935年4月，李立三派遣阎红彦（化名陈一川）和刘长胜（化名罗英）携带密码本从阿拉木图出发，计划经新疆、甘肃到达陕北，先与红二十六军取得联系，再由陕北红军协助潜入四川建立起无线电联络。5月12日，阎红彦和刘长胜从迪化（今乌鲁木齐）出发，沿着预定路线前往内地。最终，阎红彦从新疆出境后辗转甘肃、绥远、北平等地，于当年12月抵达陕北，并在瓦窑堡受到毛泽东接见。刘长胜则于1936年3月携带李立三亲自编写的密码本抵达陕北。6月中旬，中共凭借红军在劳山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电台和刘长胜带回的无线电联络密码，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另据研究者考证，在1935至1936年间，苏联、共产国际为建立同川陕苏区和陕北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先后派出过包括阎红彦、刘长胜在内的至少六批联络人员。【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年）》，《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316页。】

建立秘密信使联系的工作原计划分两步进行，第一阶段建立阿拉木图至哈密的交通线，第二阶段建立哈密至四川的交通线。截至1935年8月，李立三组织了8名汉族干部和8名民族干部，以塔城、迪化为中转站，基本建成阿拉木图至哈密段的秘密交通线。需要强调的是，李立三领导的共产党人被禁止与苏联派往新疆工作的其它系统人员产生联系。为建立从哈密到陕北和川陕苏区的信使联系，李立三与施特恩共同拟定工作计划：在兰州、平凉、包头、仓口（音译）建立中转站，配置负责人和司机共12人；除新疆—甘肃路线外，增设途经新疆喀什—青海柴达木—四川松潘和乌兰巴托—包头—陕北的两条联络线路。【《李立三就阿拉木图的工作给米夫的报告》（1935年8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5—41页。】

1935年8月，林育英（张浩）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托秘密回国之际，斯大林曾明确表示，“主力红军可向西及西北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林育英、张闻天关于国际指示要点及战略方针问题》（1936年2月14日），郝成铭、朱永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至此，苏联、共产国际经新疆援助中国红军，发展中国西北革命的战略设想正式确立。吊诡的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酝酿援助计划之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系突然中断；正当共产国际初步实施该计划时，红四方面军却在1935年初被迫放弃川陕苏区向川西北转移，共产国际与四川红军的联系最终未能建立。这样，苏联、共产国际通过新疆援助川陕苏区，进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的计划也只能暂时搁置。不过，中央红军在向西战略转移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北上的战略方针，新疆也因其毗连苏联的地缘优势走进中共高层的战略视野。

二、中国共产党长征途中的新疆战略构想

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西北边疆省份，其与中共革命的联系始见于中共早期的民族政策。1922年7月，中共二大首次公布其民族政策，主张新疆在内的边疆省区实行自治。【《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1922年7月），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1928年6至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认为包括新疆在内的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共革命有重大意义，拟将民族问题列入中共七大议事日程，列入党章。【《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1928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页。】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内称“赞助和拥护少数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和中国国民党军阀”【《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第83页。】。不过，这一时期苏维埃运动在华中、华南迅猛发展，中共支持和领导边疆民族革命大多仅限于政策宣示层面。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五次“围剿”，红军的回旋空间日渐缩小。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通过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向共产国际作请示。6月，共产国际回电同意中央红军撤离苏区。据王明夫人孟庆树回忆，电文是由王明和康生等人根据苏军参谋部第四侦查局局长的提议起草，主要内容是“中央苏区红军应准备突围，放弃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区建立新的根据地”【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69页。】。9月，中共中央收到王明、康生关于发展川陕两省革命、打通新疆联系的电报，并就党在西北的革命任务作出部署，“西北党用最大的力量粉碎国民党的法西斯蒂的‘围剿’，粉碎国民党出卖西北与殖民地化西北的阴谋，巩固与扩大陕北和陕甘边的新苏区为一最主要的任务”【《西北政治危机与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1934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7页。】。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但一开始并未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向四川方向转移，而是选择就近与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由于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中央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计划，改为西渡乌江北上，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中旬，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改变原先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红军向川西北发展。2月初，红军进军四川受阻，中央又决定在川滇黔边创建根据地。此后，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中央又先后放弃了在川滇黔边、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

1935年4月底，中革军委决定红军横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根据地。据李德回忆，毛泽东在红军渡江前首次向他提出带领红军经西康、青海到新疆，与苏联建立联系并获取援助的想法。【［德］奥托·布劳恩著，李亚红译：《中国纪事（1933—1939）》，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而据杨奎松考证，中共最早提出接通与苏联的联系是在1935年5月。中共中央这时了解到新疆盛世才实行亲苏反帝政策，苏联已公开卷入新疆事务，中央意识到红军向西北靠近新疆和外蒙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决定到岷江东岸，派支队到新疆。【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13页。】不过，中共中央所作决定的内容出自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议作军事报告时的历史回顾，没有注明具体时间。而据李德回忆，毛泽东再次提出经中亚从苏联获取援助的时间是红军从天全赶往懋功的行军途中，即6月8日以后。并且，此时毛泽东还在争取张闻天、王稼祥和秦邦宪等人同意这个提议。【［德］奥托·布劳恩著，李亚红译：《中国纪事（1933—1939）》，第143页。】李德的记述表明彼时党内还未形成统一意见。因此，目前仍无法断定中共高层最早提出经新疆接通苏联的确切时间。但可以肯定，打通与苏联的交通联系，解决革命的战略依托，是中共高层亟需解决的问题。考虑到共产国际在红军长征前多次指示中共向四川、新疆发展，苏联掌控下的新疆自然成为首选。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16日，中共中央在向懋功进军途中致电红四方面军，讨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提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1935年6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关于这一决策的形成过程，李德在其回忆录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在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县城或郊区（引者按：中央红军向懋功进军途中）召开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中共高层提出过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再以主力经青海或甘肃远征新疆，获取苏联全面援助的设想。只是考虑到沿途自然环境恶劣和民族关系复杂，最终确定北出四川，向陕甘宁三省发展。【［德］奥托·布劳恩著，李亚红译：《中国纪事（1933—1939）》，第143页。】不过，6月16日提出的战略方针表明，中央并未完全放弃远征新疆计划，而是采取折中办法，以部分兵力远征新疆。17日，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陈昌浩给中央回电，赞同中央向川陕甘发展的意见，也提出“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与中央意见不同的是，他们主张“首先集主力打”。【《张国焘、陈昌浩关于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意见致中央领导人电》（1935年6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3）》，第78页。】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北上夺取甘南，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进而背靠甘、青、宁、新地区向东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两河口会议）》（1935年6月28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3）》，第99页。】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西北地区最大的优势是能将苏维埃运动置于更加巩固基础之上发展，“过去在中央苏区时，四方面军有西北计划，现一、四方面军都有实现可能”【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页。】。显然，北上方针蕴含着以西北为依托，背靠苏联，争取全国胜利的设想。2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开始执行北上的战略方针。然而，由于红军各部缺粮，松潘战役计划被迫取消。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北上。4至6日，中共中央在沙窝会议重申北上决议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西北地区是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的地方，苏联在此区域影响很大，并在新疆开展工作，地理上靠近苏联、获取政治上物质上帮助意义重大，而要全力实现这一战略，“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63页；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汇编本）》，第268页。】张国焘表面支持中央的北上方针，但在会后又提出红军主力经四川阿坝直接向青海、宁夏、新疆西进的主张。

1935年8月20日，为解决东进与西进的分歧，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决议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确定以红军主力攻占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区域，进而取得陕甘两省广大地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1935年8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3）》，第211—212页。】24日，中央致电督促张国焘带领左路军北上甘南，与右路军共同完成毛儿盖会议制定的军事计划，并从敌情、政情和民情几个方面论证红军主力不宜向洮河、黄河以西发展，特别强调“新疆之不宜以主力前往经营，尤为彰明显著”【《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给左路军的通报》（1935年8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3）》，第218页。】。此后，经中央数次敦促，张国焘仍不愿北上。不仅如此，他两度电令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在此情形下，9月9日，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并于次日凌晨致电张国焘等，强硬又恳切地指出：“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中共中央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1935年9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0页。】

张国焘的错误指挥致使红军力量分化，中央原定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设想已无实现的可能，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确定的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发展的战略方针此时也不得不作出调整。1935年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客观分析红军所处形势后提出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的基本方针，具体是“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然后向东发展。【《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要点）》（1935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67—68页。】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

俄界会议后，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并攻占哈达铺。1935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并根据张闻天的提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线，“可能的话与国际接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页。】。碰巧的是，红军这时从缴获的《大公报》得知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仍在陕北活动的消息。28日，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的方针，将红军落脚地确定在陕北，但并未放弃打通苏联。

三、打通国际路线

1934年10月初，上海中央局遭受破坏，中共地下电台也被敌人缴获，中央与上海中央局、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络中断。长征途中，中央为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于1935年4月委派潘汉年经香港前往上海，其任务是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取得联系，“在适当地区［不一定在上海］建立稳定的联络点，同时建立同四川南部的信使联系”【《潘汉年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信》（1935年6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450页。】。由于多种原因，此项行动未能成功。6月上旬，陈云受中央委托离开长征队伍前往苏联，其任务也是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9月上旬，陈云抵达莫斯科。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作了有关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报告，并在会后向斯大林提出支援中国工农红军武器装备的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16—217页。】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抵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11月18日左右，林育英到达陕北，向中央传达斯大林允许红军靠近苏联的指示。据此，12月23日，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将“巩固扩大苏区，打通国际路线”作为未来军事行动的两大任务。【《张闻天关于军事行动方针的发言》（1935年12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92页。】为实现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苏区的双重目标，红军于1936年2月发动了旨在占领山西，经绥远接通外蒙、苏联的东征战役。

1936年2、3月间，中央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取得重大进展。4月9日至10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就双方停止内战、联合苏联等达成初步共识。为联合苏联，双方决定派代表前往苏联，东北军代表经欧洲去，中共代表由东北军护送，经新疆去苏联，并由张学良派人去新疆与盛世才取得联系。【黄达勋：《对邓发若干任职的补述》，《邓发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页。】13日，中央决定派邓发作为中共赴苏的代表。然而，邓发未及动身，红军于5月2日结束东征返回黄河西岸。【1936年6月初，邓发化名杨鼎华离开瓦窑堡来到西安，在东北军协助下于9月上旬乘汽车抵达安西，11月上旬才到达迪化，并于12月1日顺利抵达莫斯科。邓发抵达安西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派遣滕代远到新疆接应邓发，但滕代远在迪化约定的地点未见到邓发，最终只身返回苏联。】在5月8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的目标，具体是：红军与东北军联合行动，夺取宁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与苏联结成联盟。据此，中共与张学良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联合行动的“西北大联合计划”。【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95—96页。】6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就筹建西北国防政府、申请财政和武器援助等问题作出请示，并向后者报告了红军联合东北军的军事行动计划。【《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7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27页。】

1936年8月6日，潘汉年带回共产国际再度要求红军向西北发展，促成西北联合，接通苏联、外蒙的指示，并告知苏联将从外蒙和新疆援助红军。10日，中央正式决定以红军主力协助东北军占领兰州，进而攻占河西地区，首先经新疆打通苏联，再由红军三个方面军会攻宁夏，从宁夏打通苏联。【《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秦邦宪等关于战略方针及统战策略的建议》（1936年8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154—155页。】然而，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来电批评中共声援西南集团的反蒋行动，要求红军停止与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转而与国民党协商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43—244页。】联合军事行动被迫终止。不过，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未改变中共与红军的艰难处境。

1936年8月25日，中央要求王明向共产国际交涉红军未来的行动方针，即红一方面军主力占领宁夏部分地区；红四方面军从兰州渡过黄河占领青海若干地区作为根据地，进而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红二方面军在甘南地区策应行动。【《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毛泽东关于红军行动的方针问题》（1936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163页。】这一行动方案首先获得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支持，他在9月7日苏联高层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提议批准中共的行动计划。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和副主席卡冈诺维奇也向斯大林建议同意中共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但坚决不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理由是“这样做可能使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并且，只有确定红军占领宁夏以后苏联才能给予武器援助。【《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1936年9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52页。】苏联人民委员会提出的援助方案获得斯大林的认可。11日，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的军事计划，并表示红军占领宁夏以后将提供帮助。【《共产国际书记处同意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1936年9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183页。】

早在1935年，共产国际就在苏联红军情报部门协助下完成对中国西北各省的调查，并由此确定了新疆—甘肃和外蒙—绥远—宁夏（或山西）两条援助红军的路线。在比较两条线路的优劣后，苏联方面认为“后者要比前者对红军更为方便，但暴露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前者距离较远，道路困难，费时较长，但由于新疆掌握在盛世才的手中，保密性却好得多”【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年）》，《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311—312页。】。新疆方面，盛世才在1936年3月写给王明的信中明确表示：如果苏联同意向红军提供武器弹药援助，他将承担起秘密向甘肃运送军援的任务，并保证不会被新疆民众、南京国民政府或帝国主义知道。【《盛世才给王明的信》（1936年3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71页。】1936年8月，中央之所以计划联合东北军首先从新疆方向打通苏联，也是考虑到，“拿打通苏联的意义来说，占领甘、凉、肃比较占领宁夏更为重要，这是不受日本威胁，有永久保障的一条道路”【《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给张学良的一封信》（1936年8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98页。】。可见，从行动保密、政治可靠和现实可行三个层面考虑，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倾向于从新疆方向接通中共与苏联的交通联系。此时，苏联、共产国际明令禁止红军靠近新疆，着实出人意料。

如前所述，盛世才倒向苏联后，苏联为绝对控制新疆，反对中国境内的一切军政势力染指新疆，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换言之，新疆实际上已被苏联排除在中国苏维埃革命序列之外，红军向新疆发展势必影响苏联在新疆的利益。苏联援助中共的动机是让红军在未来可能爆发的日苏战争中牵制日军对苏联远东的进攻，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如果脱离中国抗日前线，也不符合苏联的远东战略。更何况，停止对中共和红军的援助，是1932年12月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恢复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随着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步伐加快，特别是当苏联真实了解到中国红军的实力和潜力，苏联更加重视国民党军事集团在未来对日作战中的重要价值。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始探索中国革命从“苏维埃化”政策向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为此，苏联先是要求中共将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后直接废止扩大苏维埃的任务，号召中共组织全面抗日，并居间协调国共关系。10月至12月，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就中日一旦爆发战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援助和签订中苏涉及关系条约开展谈判。【［俄］A·M·格里戈里耶夫著，李玉贞译：《西安事变前后的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政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84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页。】可见，苏联不仅主观上不愿红军向新疆靠近，还有联合国民政府抗日的现实考量，因而在准备援助中共时必须顾及国民政府的感受，重视援助行动的保密性。事实上，早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前，作为政治对手的蒋介石已预判红军有经西康、青海、甘肃进入宁夏或新疆的战略企图，并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必然会让中共进入新疆，“盖彼为本身利害计，不愿引起世人之注目也”。【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上，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452页。】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国内舆论界也认为，红军向西北转移，“即欲打通新疆国际路线，此亦为苏联原有计划”【赖微：《俄英日争逐下之新疆》，《边疆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6年8月25日），第3页。】。在此背景下，经新疆援助中共及红军显得不合时宜。而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看来，通过外国商务公司从外蒙方向输送军援，较之新疆更为隐蔽，至少能在表面上弱化援助中共的嫌疑，避免不必要的外交争端。

客观来讲，中共以红军主力靠近新疆确实存在偏离革命中心区域的风险，这也是中共高层一贯反对的。1936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最新指示调整行动计划，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红二方面军策应下会攻宁夏，“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我军占领宁夏的部署》（1936年9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188页。】。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实施宁夏战役的作战部署。24日夜，红军开始渡河，宁夏战役全面展开。然而，由于国民党军队驰援宁夏，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渡河部队被阻断。30日，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了宁夏战役的战况，实际婉转地说明已无力从宁夏方向接取军援。

鉴于绥远抗战爆发以及红军夺取宁夏受挫，1936年11月3日，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援助的方向由外蒙改为新疆。面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突然改变援助方向的决定，8日，中共中央无奈地复电称，“从哈密输送物资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没有用处了，这个改变已经太迟了”，同时表示西渡红军可以向哈密方向前进，但需要苏联用汽车将物资运到安西，红军才有可能接收军援。【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年）》，《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323页。】同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将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引者注：苏联）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林育英作战新计划》（1936年11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87页。】。此时，西路军已进至甘肃古浪、大靖、凉州地区。13日，中央去电告知共产国际，西路军已依照指示向接近新疆的方向前进，并请求确实准备从新疆接济的物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红军的行动方向》（1936年11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05页。】1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西路军，同意他们向凉州前进，并告知“新疆接济正准备中”【《毛泽东、周恩来同意西路军向凉州前进》（1936年11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16页。】。西路军遂进至永昌一带。23日，中共中央告知西路军，“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张闻天、毛泽东远方反对西路军退入新疆》（1936年11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47页。】。

苏联和共产国际此时确实在积极筹备援助红军的物资和人员。1936年11月26日，季米特洛夫与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讨论了对中国红军的援助问题。12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援助中共1166吨各类物资，负责运输的484名驾驶员、技术员、指挥员等军事人员将进入新疆政府服役。【［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遣陈云、滕代远、冯铉、李春田、段子俊回国接应西路军。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致电西路军，指出：“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运送达安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西路军应相机夺取甘州、肃州》（1936年12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64页。】 8日，陈云等人离开莫斯科前往阿拉木图，到达中苏边界时国内发生西安事变。由于苏联误判西安事变的背景和性质，致使援助物资和接应人员在中苏边境停留了四个月。1937年4月18日，陈云一行奉命到星星峡迎接西路军余部入新。5月8日，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抵达迪化。

西路军武装接取苏联军援的行动虽然遭受挫折，但并不意味着中共经新疆打通苏联战略设想的彻底失败。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10月，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成立，中共与新疆地方政府正式建立合作关系，历经数年酝酿筹备，无数红军战士为之流血牺牲的红色国际交通线最终开辟。

结语

抗战初期，经新疆打通苏联与中国苏区的交通联系，是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相向而行的战略计划，三方都为此进行了反复谋划和长期准备，并最终付诸行动。在此过程中，部分驻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人参与了苏联、共产国际援助计划的制定，并深入新疆开展工作，经此恢复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作为苏联支援中共革命的战略通道，新疆的区位优势和功能价值并非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才得以彰显。相反，全面抗战时期，大批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入新疆开展革命工作，连接延安与莫斯科的红色国际交通线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开辟，双方在人员、信息、物资等方面的交流互动之所以能够持续进行，都是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抗战初期长期谋划布局的结果。可以说，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革命活动是对抗战初期新疆战略的延续发展。

新疆走进中共革命的战略视野，既有苏联、共产国际的引导，更是中共的自主性选择。中共在长征途中确立了北上建立根据地、经新疆打通苏联获取政治和物质援助的战略构想，实现了与苏联、共产国际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计划的战略对接。不过，中共始终将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自主解决党和红军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放在首位，新疆战略的实践结果并未在根本上影响中共革命发展的整体进程。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山地和平原游击战，生存空间极大拓展，革命力量迅速壮大。特别是1943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自主权，将中国革命的走向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最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Xinjiang Strategy of the Soviet Union,the Comintern, and the CPC (1931-1937)

Shi Wen'an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30s, the Soviet Union intended to guide the extension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volution to Xinjiang.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Soviet regime in Xinjiang, the Soviet Union instead planned to use Xinjiang as a base to assist the CPC revolution. Some of the CPC stationed in the Comintern participated i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aid program, and went deep into Xinjiang to carry out preliminary preparations, restoring the contact between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Comintern. During the Long March, the CPC independently established the strategic concept of going north to establish a base area and connecting with the Soviet Union through Xinjiang, and achieved strategic docking with the aid plan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mintern. In order to open up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ransportation routes, the CPC first planned to unite with the Northeast Army to open up the Soviet Union from the direction of Xinjiang first, and then formed the Western Route Army to expedition to Xinjiang after the defeat in the Ningxia Campaign to receive Soviet military aid. The strategic planning and practice of the Soviet Union,the Comintern, and the CPC around Xinjiang eventually suffered a setback, but it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the CPC in Xinjiang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d International Traffic Line.

Key words: Soviet Union; Comintern; the CPC; Xinjiang Strategy